[家乡小记]2004年11月CCTV《走遍中国》之南充二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5-08-23 18:55:59 / 天气: UnKnow
11月19日播出《阆中古城寻往事》
视频地址：rtsp://real.cctv.com.cn/geography/column/56K/1018991120.rm
编导：马威 摄像：俞乐观
贡院，是古代科举考试进行乡试的考场。今天，南充阆中市这处保存完好的贡院来了几位客人，他们是阆中市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不是来参观的，而是要在这里进行一场特殊的模拟考试。
提起平日很少使用的毛笔，使用文言文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对今天的人来讲显然存在一定的难度。考试并非真正的目的，学者们在行文中体味着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科举文化，或许更会想起这座比科举的历史更为久远的古城阆中的古往今来。
由高处俯看阆中，阆中的地形清晰可见，嘉陵江绕城而过，四面都被群山包围。东汉的《解说文字》中解释说阆就是门高的意思，北宋《太平环宇经》则这样解释阆中：“其山四合于郡，故日阆中。”由此看来，阆中的意思就是，阆中周围山形似高门，城在其中，所以称阆中。而这奇特的地形在古代风水学看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采访：黄河基 阆中名城研究会
“阆中这个地方你看，它四面环山。这个四面环山，带状的山就称为龙，这个龙就把整个城市环抱起来，带状的这个山当中，正北、正南、正东、正西都有至高的山峰，刚好这四个山峰又正处在南北东西的四个方位上，因此就印证了传统风水学，阆中城是北玄武，南朱雀，东青龙，西白虎，加上嘉陵江从三面环绕，下面是一个一马平川的平原，因此在这个地方，作为城市的建筑，就是我们称的穴，放在这里是再好不过的了。”
在古人看来，阆中具备了古代风水土中的所有条件，这一点在唐朝时甚至引起了统治阶级的关注。
采访：黄河基 阆中名城研究会
“根据唐书的记载，袁天罡合李淳风当时在长安夜观天象的时候，就发现长安西南千里之遥有帝王之气，因此袁天罡就受唐王之命，到长安西南部测王气。袁天罡走啊走啊到了阆中后，就发现阆中这个地方不得了了，正好是北玄武，南朱雀，东青龙，西白虎，因此他说这个地方不仅城市在这里好，而且是出帝王的地方。那么出帝王的龙脉在哪里呢？就在正北那个玄武所在，所以他就把北南玄武那个蛇头形的山的背后，这个地方，人为的把它戳断，现在阆中把这个地方仍然叫锯山崖。”
这原本连绵的山峰，就这样被拦腰劈成了两段，阆中却也因这件事情而成为名满天下的风水宝地。这同样的景致在不同人看来便有了不同的意义。同是在唐朝，杜甫来到阆中，看到这里的风土人情，看到这里的湖光山色，感叹阆中过往的胜事令人断肠。
阆中在远古是巴人活动的中心区域之一。相传武王伐纣时，巴人组成“虎贲军”，前面拼杀者挥戈执盾，后面伴奏者击鼓顿足，声威大震，震慑得纣王军队纷纷倒戈，取得了“牧野之战”的胜利，因此有“武王伐纣，前歌后舞”的说法。由此算来，阆中的历史已有两千多年。
阆中是古代蜀北的门户，进出四川的重要通道，也因此，阆中成为历朝历代的军事重镇。明末清初时，清军首先攻克阆中，便在阆中建立了临时省会，作为攻取全川的基地。同时在阆中设立了贡院，并进行了四次乡试。由此阆中就有了这座贡院，也给今天来到阆中的人提供了一个深切感受科举制度的场所。
到清朝时，科举制度已十分完善，有着严格的等级。
采访：刘先澄 阆中名城研究会
“每个省都设贡院，在省城设贡院，举行乡试，考上来的称为举人，然后到北京，到京城参加礼部举行的会试，会试取中的又参加皇宫里面，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录取的分为三甲，一甲皇帝赐他为进士及第，就是状元，榜眼，探花这三人，进士及第。”
阆中的贡院就是举行乡试考取举人的地方。考试的各个环节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由皇帝亲自任命的主考由京城驾临阆中时，要乘亮轿游街，游街的队伍走遍阆中的各条街道，充分显示主考的威仪后才来到贡院。由此人们想象得到，每当考试时，阆中的街头一定是锣鼓喧天、热闹异常的。考试前，经过严格的身份核对才能发给考生座号便览纸牌，考生入场时，携带文具、食盒，在贡院列队等候。因为科举制度考中的概率极低，因此历朝历代都有人不顾读书人的体面，不惜铤而走险，在科场作弊，于是便有了这考生入场前严格的搜身制度。。
考生答卷的场所称为号房，由于答卷的规矩极多。甚至字迹不工整都会被视作违规。而被剔除卷，加之有考官与士卒严密监管，因此号房中的气氛也是异常紧张，考生们也是情态各异。通常乡试要连考三天，而这期间考生是不能离开号舍的，考生们便自带食物，吃喝拉撒睡便都要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内解决了。
几百年过去了，考棚依然保存完好，桌上的油灯仍能点燃，人们却再也听不到了考棚中考生沉重的呼吸声，存在了两千多年的中国科举制度已随着时代的演变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人们说凡存在过的留下痕迹，那么跳出这贡院围墙之外在这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中又会留下多少科举制度遗留下来的痕迹呢？
《卖油翁》：陈康肃公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很多人熟悉欧阳修的这篇《卖油翁记》短小精悍的文章讲述了一个“熟能生巧”的哲理。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被欧阳修喻为箭术当世无双的陈康肃公是何许人。
陈康肃公善射，当世无双，这里所说的陈康肃公，也就是我们阆中的状元陈尧咨。在阆中这块状元牌坊上刻着阆中历史上出现的四位状元的名字，他们分别是唐代的两兄弟尹枢，尹极和宋代的两兄弟陈尧叟和陈尧咨。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同家族出现兄弟状元的数量屈指可数。阆中竟出了两队。这其中尤其以陈氏家族的故事最为传奇。
陈氏共兄弟三人，老大陈尧叟，老三陈尧咨高中状元，老二陈尧佐也是当朝进士。父亲陈省华也同朝为官。陈氏一家二状元。一进士，父子同朝。为将为相，一家显赫，试北宋时很有影响的家族，世称“状元宰相之家”。他们为官期间，颇有政纪，特别是在水利方面有突出贡献。又称为“水利世家。”
陈氏家族如此显赫，是同严格的家教分不开的，《宋史》中记载说“陈氏家法，有宋以来不多见也”阆中城东大像山上有一处天然形成的石窟，名叫南石窟。陈省华为了让三个儿子避开城市中的喧嚣。便将三兄弟送到这里专心读书。陈氏三兄弟吃住都在这个山洞中，一住便是数个年头。他们走科举之途参与治国的决心由此可见。
另有史料记载。陈家除陈省华父子四人以外，内外另有子孙一百一十余人在外做官，而且都以才学而著称。三陈兄弟考取状元、进士后。宋真宗御书“紫薇亭”亭匾額以示嘉奖。
这副图表中记载了由唐朝至清朝末年阆中考中的进士名录这古旧的屋檐下曾住着多少读书人，他们又会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些什么呢？各国各地有许多古玩爱好者慕名来到阆中，寻找他们心目中的宝藏。
阆中这个地方历史文化比较悠久，祖辈传下来的东西比较多，像我们小时候玩的东西，现在都是古玩，我们以前不知道，玩过后就拿到外边卖了，那些铜器啊，房子啊，铜房子，我们当玩具玩，其他地方肯定没这种感觉。
读书人的笔记到今天已经成为了文物，价值不菲。而对于阆中人来说，这些原本就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如今，很多阆中人选择收藏他们之前并不认为珍贵的文物，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守望着这座古城悠久的历史文化。这个张家小院在主人的精心布置之下，简直就成了一个科举文化的博物馆。
这块匾額道出了古代读书人的境遇，对他们来说，书读不好，便会被人冷眼相看。只要读好书，就连雀燕都会来道贺，家里高朋满座。在科举制度下，读书是普通百姓改变自身命运甚至是家族命运的惟一途径。
辛苦读书地背后寄托着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走入仕途地希望，于是人们便将这种希望融入到了诸多生活地细节中。
采访：张建勇 四川省收藏家协会会员
“我这两幅门，这个叫挂印封侯，这边是喜上眉梢，这个挂印封侯表现的是读书人的愿望，他要拿着印，当什么官什么官的。这是印吗，蜂吗，挂印封候，这都是协音。我们后面还要更漂亮。这是个大公鸡，这是大冠子，冠上面是鸡冠花，冠冠冠，加官晋爵，它的原意是官上加官。
这个是我们阆中的一个贡生，清代的时候一个贡生写的这副字，我们阆中在读书方面还很盛行，出了些人才，宋代的三陈，这个是当了我们阆中的县令，后来当了四川省的布政司，他写的是风度端凝，他是贡生，是钦命，皇帝点的，从他这个字啊，风度，他写的相当漂亮，一气呵成。”
阆中的读书人为今天留下了许多宝贵地财富，这也成为了今天阆中人地骄傲。古城阆中众多地文物古迹及诸多生活的细节告诉人们，科举制度下，古代的阆中人的思想观念中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走科学之途考取功名才是正途。汉代时，正是科举制度进入全面兴盛的时代，阆中却出现了一位人物。名叫落下闳，他不钻研四书五经，却对头顶的日月星辰产生了兴趣。作为土生土长的阆中民间天文学家，落下闳制定的《太初历》影响至今。《太初历》制成后，汉武帝让落下闳在朝中做官，落下闳辞官不做，回到阆中，继续研究天文。
2004年9月16日，国家天文局将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落下闳星以纪念这位伟大的中国天文学的先行者。
到了三国争霸时期，猛将张飞来到了阆中，并在这里驻守了七年。在这个文风盛行的地域中，张飞在勇猛刚强、嫉恶如仇的性格之外更被阆中人赋予了文职武略的一面。阆中人说张飞在阆中期间曾兴修水利、并大力推广养蚕业，由此才有了今天阆中街头随处可见的纺织作坊。
阆中人还用张飞的名字注册了一个商标，张飞牛肉，他们说这牛肉和性格耿直的张飞一样，外黑内红。
每逢旅游旺季，阆中古城的街头上便会出现这样的千人古装游的壮观场面。游行队伍从远古的巴文化至唐、宋、元、明、清集中展现着阆中的历史文明。阆中人懂得了，这两千多年的文化积垫便是他们最大的财富。
入夜后，古城安静了许多。状元坊将古城与新城清晰地分隔开来。然而文化的传统却很难使用什么坐标来分隔。在这样的夜里，仍有外地的游客匆匆赶来，他们走入古街，走入古老的院落，寻找着阆中依然鲜活的传统文化。
11月20日播出《从南充走出去的元帅与士兵》
视频地址：rtsp://real.cctv.com.cn/geography/column/56K/1019001121.rm
编导：张朴 摄像：单世伟
人们常说“巴出将，蜀出相”，因此，这座把家园建在了大巴山脊梁上的城市历史上被称作是忠义之邦。近一个世纪以前，这里先后走出去了近万名热血男儿，他们翻秦岭，出三峡，为新中国的诞生创建了不朽的功勋，他们中有共和国的元帅朱德和普通士兵的典范张思德。
今天，数以万计的仪陇人投身到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前沿。不管时代的风云如何变迁，走出大山是他们惟一不变的选择。
这是一座建在山脊上的城市，这里最缺少的就是平地，但是，这里的人却把县城中最平坦的一块地留给了两位半个多世纪以前从这里走出去了的同胞：他们一位是共和国的元帅朱德，另一位是共和国的普通士兵张思德。
九月，当我们来到位于大巴山深处的仪陇县时，这里正值山谷中水稻成熟的季节。许多在外打工的仪陇人都会在这个时候赶回家中，在秋雨稍停的日子里抢收稻谷。
收完稻谷后，这些仪陇人又踏上了匆匆的旅途，他们将从这里跋涉一千多公里，回到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因为那里有他们打工的城市。地处山区的仪陇地少人多，因此，外出打工成了许多仪陇人的一种选择。四川目前是中国最大的劳务输出省，仪陇则是四川最大的劳务输出县，现在常年在外打工的仪陇人超过了二十万。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成千上万的仪陇人走出了大巴山，身后留下了每年十多亿元人民币的汇款单。
仪陇人走出大巴山的选择，其实并不仅仅开始于现在。整整七十年前，七千多仪陇人走出大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身后留下了这座赫赫有名的红军石刻碑廊。直到今天，有些石碑上字的颜色依然鲜亮，使人仿佛还能触摸到七十年前那段红色的岁月。在碑廊中，我们发现一块石碑上清晰地刻着这样一行字：红军的总司令是仪陇人。
今年是张思德牺牲六十周年，同时也是毛泽东的著名文章《为人民服务》发表六十周年的日子。九月八日这一天，尽管下着大雨，仪陇人还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又一次走近了张思德。
这是张思德一生中留下的惟一一张照片，当时他和战友们正在延安西北部的一座山上烧炭，站在炭窑中的张思德正把烧出的碳往外搬运，黑色的脸庞上挂着金子般的笑容。然而，就在拍下这张照片后不久，这位对未来充满了无限憧憬的战士却牺牲在了倒塌的炭窑中，年仅二十九岁。
１９３３年，十八岁的放牛娃张思德走进了长征途中路过家门口的红军队伍，张思德对自己的选择充满了美好的遐想。这是长征途中张思德一直带在身上的一支竹笛，我们不难想象到：张思德的竹笛声，曾经回响在了雪山草地的漫漫征途上。带着这支竹笛，张思德走到了延安成了毛泽东身旁的警卫员。
采访：李蚊蛟仪陇县原张思德纪念馆馆长
“很多小事很受毛主席的称道，比方说，晚上毛主席要到杨家岭那边去开会，要过那个小桥，有时候河水把桥淹了，就背着毛主席过河，打着马灯走在毛主席前面为毛主席照明， 一直等到毛主席把会开完了，又陪着主席转回来，就是这些很感人。”
１９４４年９月８日，毛泽东在延安参加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并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不久，毛泽东那篇著名的文章《为人民服务》正式发表在了《解放日报》上。一位普通士兵的牺牲，不知为什么如此强烈地触动了伟人毛泽东？
在被称为老三篇的三篇文章中，《为人民服务》最为知名。毛泽东在文章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论述，使人们看到了普通士兵张思德身上那种平凡中的伟大。
“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后来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作为一种道德情操和政治理想，至今依然影响着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而谁又能想象得到，这一切却是源于一位普通士兵的牺牲。
探访张思德的出生地对我们来说绝不仅仅是一次地理概念上的寻找，从仪陇县城驱车六十多公里后，我们必须步行前往一个名叫韩家湾的村庄。当我们行走在长满了金色稻谷的乡村之间时，感到仿佛是在进行一次历史与现实的穿越。
张思德的诞生地就是这间房子，1915年4月21日，农历三月初八就诞生在这个房子里面，所以他的小名叫谷娃子，现在叫思德乡韩家湾村。
生于１９１５年谷雨时节的张思德小名叫“谷娃子”，当时家里没有一粒粮食，因此靠租种别土地的父母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将来能有口饭吃。当我们的走进张思德的出生的这间屋子时，这里堆满了刚刚从田间收回来的金色稻谷。
时间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张思德的模样依然保留在了儿时伙伴的记忆之中。
张思德的童年是在吃不饱饭中度过的，这也使他从小就感到了世道的不公平，在渴望得到帮助中思德也学会了帮助别人。
采访：唐向东 原张思德纪念馆解说员
“这个小溪叫圆滩河，张思德十二三岁的时候夏天常常来这儿洗澡。有一次他在洗澡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小伙伴赖仕发滚到圆滩子河里面，张思德就奋不顾身地就跳到河里，把赖仕发救起来。现在这里韩家湾村修了一条公路，这里修了桥，这样就更好地让人们走路，而且每个人走到这里对于张思德都有一种怀念。”
１９３３年，张思德就从这里走出去参加了红军。
比张思德参加红军整整早了二十四年的一个春天，一位名叫名叫“狗娃子”的仪陇人沿着家门口这条小路走出了大巴山。志士恨无穷，只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这是他七十多天步行旅途中写下的一首诗，从军报国使他此行的目的，他就是后来被称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这一年，朱德刚满二十三周岁。
１８８６年１２月１日，在马鞍镇李家湾一间由一户朱姓佃农租住的仓房里，一名男孩降生了，父母给她取了一个小名叫“狗娃子”。那时，狗娃子的父母在这里靠租种别人的田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１８９４年，九岁的狗娃子进了私塾，取名叫朱代珍。这一年的年三十，由于地主夺佃，朱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也正是这一年，狗娃子在私塾里听老师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了。那一年，九岁的狗娃子虽然不一定说得出“家仇国恨”这四个字，但是在他紧锁的眉宇间，我们已经明显地感到闪现着一种不同寻常的目光，他，就是后来的朱德。
由于失去了土地，九岁的朱德随父母迁回了朱家祖屋，并被过继给了伯父。这是朱家自广东迁来四川后建造较早的一处房屋，迄今已有一百八十年的历史了，这座建在大巴山深处的房子依然传承着浓郁的客家人建筑的风格。朱德的两个叔叔在这里经营着一个烤酒的家庭小作坊，维系着一家八九口人的生活。
“宁舍半间房，不舍读书郎”，这是客家人尊崇的价值观，而对一直没有读书人的朱家来说，让朱德成为一个读书人更是全家最大的愿望。因此，朱家生活虽然拮据，但是，朱德的学还是一直上了下来。过继给伯父后，朱德住到了祖父母卧室的楼上，这间小小的屋子既是他的书房又是他的卧室。住进这间屋子后不久，朱德就在书桌旁的墙上挖了一个窗户，因为他想看到窗外的世界。
在朱家祖屋的后面，有两棵柏树，那是朱德专门种植的。少年时朱德身体单薄，为了强身，朱德在树干上绑了一根竹竿，做成了一付单杠，每天早上在上面练上一会儿，后来还真练就了一身硬朗的体魄。
对少年朱德影响较大的人，除了私塾里告诉他读书不忘救国的老师外，母亲钟氏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人，朱德的父母一生务农，母亲八十岁还能下地干农活，母亲是家里最鼓励朱德出去闯一番天地的人。朱德很爱母亲，母亲晚年眼睛不好，朱德不但给母亲买了眼镜，而且还写下了《我的母亲》一文。
１９０７年，二十一岁的朱德放弃了科举考试，并改名叫朱建德，考取了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学一门新兴的学科“体育”。一年后，朱德回到家乡开设体育课，他亲手制作哑铃等体育器材，并号召学生剪掉辫子，上课时穿上短衣短裤。朱德对新学寄以了很高的希望，但是他的新式教育却遭到封建残余千方百计地刁难与阻碍，这也使朱德渐渐感到了“教书还不足以救国”，“投笔从戎”的念头开始出现在了朱德的心中。
１９０９年初春，朱建德改名为朱德考进了云南陆军讲武学堂。这是当时朱德学习过的《史记》和《三国志》等著作，从上面这些批注中我们发现：二十三岁的朱德此时立志要做一名合格军人。
然而，当朱德从一名普通学员变成了一名军官的时候，军阀混战的局面却又一次打破了他的从军救国希望。１９２２年，带着寻求新理想的抱负，朱德辞去官职踏上了开往欧洲轮船。朱德旅欧的第一站是法国的巴黎，在巴黎朱德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周恩来，并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３６岁。
朱德先在德国学习社会科学，后来又转到当时的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１９２６年朱德回到国内，一年后便与周恩来一起举行了著名的南昌起义，首创了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起义失败后，朱德率领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从此，开始了朱毛红军的时代。
１９３５年，朱德从中央红军来到了红四方面军。当时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就在川北一带，这是朱德离家二十七年后终于有了一次回家看一看的机会，但是，朱德却没回一趟家，因为此时他肩负着制止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重任。
朱德用自己的威望以及宽广的胸怀，团结了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终于阻止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当朱德率领四方面军北上到达了延安时，欣慰之极的毛泽东对朱德作出了“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的评价。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朱德与毛泽东一起走上了北京的天安门城楼，迎接他们的是一个新的中国。
在马鞍镇一个名叫柏林嘴的地方，有一栋典型的客家人围拢屋，它是朱德于１９２１年用自己积下来的薪水为父母赎回来的一栋房产，这里成为了朱家最后的归宿地，朱德的祖父祖母，生父生母和继父继母后来一直生活在这里。在这栋房子的堂屋中央，悬挂着一块匾，上面写着“德定安居”四个字。
新中国建立后，告别了战火的朱德把心血投注在了祖国的建设之中，他考察的足迹几乎遍布了整个中国，但是，却迟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
１９６０年，当天灾和人祸的阴影还笼罩在中国人的心头时，朱德终于回到了阔别整整三十六年的故乡，也正是通过这次故乡之行，朱德终于了解到了大跃进给当时的老百姓生活带来的严重伤害。
晚年处着拐杖的朱德继续履行着为人民服务的使命，他不停地奔走在祖国各地。朱德的心里装着家乡父老乡亲，更装着国家的最高利益，这从他对待自己亲戚的关系上我们不难看出。照片中的这位年轻人是朱德的一位亲侄孙，１９７０年，当兵的侄孙去看他，他最关心的却是仪陇的乡里乡亲。
１９７１年，朱进退伍时到北京找爷爷请求帮忙安排工作，没想到得到的却是朱德“你回家去吧”这五个字。三十多年过去了，今天的朱进依然是一名农民。
家乡的发展是晚年的朱德难于释怀的牵挂，但他却从未给家乡搞过特殊化，在他的心目中，服务全中国人民永远是第一位的。这是朱德晚年的全部积蓄，一共是一万九千元人民币。１９７６年去世前，朱德把它全部交给了国家。
在仪陇县柳家湾的一块石崖上，镌刻着一个巨大的“德”字，字体取自朱德的手笔。在仪陇，我们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仪陇不缺德”，那么，让仪陇人自豪的 “德” 又是什么呢？
当我们在这个雨季里走进仪陇，走进朱德和张思德的心灵世界时，我们突然发现：这两位名字中碰巧都有一个“德”字的仪陇人，一个在平凡中创造出了伟大，另一个则在伟大中实践着平凡，他们共同为新中国的理想做出了最生动的诠释，仪陇人的“德”在我们的心中也变得坚实了起来。
当我们告别仪陇县来到嘉陵江边时，一座正在崛起的新县城出现在了我们眼前，再过一年，仪陇县就将迁到这里。从大巴山顶到嘉陵江边，对仪陇县来说，这难道仅仅是一次地理概念上的变迁吗？
11月21日播出《天堑变通途》
视频地址：rtsp://real.cctv.com.cn/geography/column/56K/1019011122.rm
编导：张玉洁 摄像: 李明国
这是被摄影记者凝固在镜头里的一个个瞬间,是一代南充人交通生活的真实写照.来到今天的川北南充,条条大路,四通八达,很难想像得到这里也曾是被古人叹为"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之地,但是从谢奇这本即将出版的<南充往事>的照片里,我们看到了南充交通从古蜀道走来,一路的艰辛和壮举.
南充地处四川盆地的东北部, 位于嘉陵江的中游,大巴山脉在这里延伸.南充境内多低山丘陵地貌,山高谷深,行路艰难,给交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给山里人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
这是一张拍摄于1997年的照片,七年前一场大病危及百岁母亲的生命,谢顺友兄弟两人就是用这样的工具抬着母亲到5公里外的医院救治.
采访: 谢顺友
“我母亲生病,生病的时候不知道想了多少办法.没有滑竿那个时候就是把椅子绑起来,我两兄弟在那儿抬,又下雨,雨下得又大.我兄弟他那个时候年轻,他桩子稳,他就没绊下去.那个时候又没公路,就是小路,就是慢慢抬起来走.”
滑竿承载着白发儿子的孝心,挽救了老母亲的生命,但是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这样简单的工具却不足以承担改变山民命运的使命,甚至在一些多山地区,还有着更加艰难的交通经历.
这是解放初期，山区人们交通生活的写照。这里山高坡陡，运输不便，山里生活所需的各种物资都只能靠人力来背运，而背二哥就是以背运东西为生的人。背二哥通常是集体行动，每人所背货物少则百来斤，多则两三百斤。他们的运输工具极其简单，只是一个背筐，一副绳架和一根丁字拐杖。走累了，便把丁字拐杖置于背筐下支撑休息.日子就这样年复一年,山里的孩子从呱呱坠地起，就与背筐、竹篓结下了不解之缘，而长大之后他们又要像长辈一样重复着爬坡上坎的命运。
采访:付经明 南充市仪陇县交通局长
“这里老百姓生活环境比较艰苦.他们担挑粮到场子里卖,卖一百斤谷子,四十多块钱,但是要请人.连生活费和运费加起来就要三十多元,所以他们那儿的产品运不出来.他们喂的一头猪只能自己养自己吃.他们粮食比较多,光水稻一项他们人均大概接近一千多斤,还有小麦,玉米和红薯 .这些粮食卖不妥,拉不出去,就用来喂猪.猪喂的很大,三百多斤,四百斤,五百多斤都有,但是拉不出去.”
山民们守着金山银山却只能在山沟里过着穷苦的生活.千百年来，他们就在这崎岖陡险的山路上从健壮到衰老，到死亡，期待着一个神话的出现。
公元1975年，隆隆的开山炮震醒了沉睡的山谷，以民工建勤修路的方式，老观山区的公路开工建设。尽管这条千回百转，坡陡路窄的碎石路如此不堪，但山民的心中毕竟有了走出巴山的希望。
时光一晃又过了十多年，碎石路连接的几个乡镇依旧是贫困和封闭。而南充真正走出封闭是从唐巴公路的修建开始的。
采访:严友陵 唐巴路建设者
“唐巴公路很早以前国民党时候有一条路,那个路没法走,说实话车子都没法来,解放过后整了一次,全部是石子路,不是油路.只有六米宽.为了发展南部县经济,为了发展成都直通老解放区巴中,所以省上很多意见打算把这个路打通,由成都直接通仪陇,巴中,还可以到汉中,这是一条必经的道路.”
唐巴路所经之处，岭连岭，峰连峰。在这样的地势条件下先进的修路工具也无用武之地，村民们只能用最原始的工具进行开凿。
在今天,我们无法体验过去行路的艰难.但是从唐巴路边废弃的老屋墙壁上，依稀可辨的字迹中，我们感受到了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里，山里人对路的渴望，对走出大山的决心。为了这个信念，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是生命。
这是一间位于唐巴公路旁边的砖房，当年修建唐巴公路时用的简易修路工具至今还静静地躺在墙角，而这些工具的主人却在8年前把生命献给了修建中的唐巴公路。他死时女儿出生才七天，而现在他的女儿已经七岁了。爸爸带着未见到女儿的遗憾匆匆地走了，这对女儿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个遗憾。爸爸走前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出生七天就失去爸爸的小陈娟至今也不知道爸爸长什么样子，但是在她心里对爸爸的那份爱和思念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每当听别人提起自己的爸爸，陈娟眼里就噙满了泪水。陈娟告诉我们，爸爸去世后就葬在家对面公路边的山地里，这样爸爸离家近，离公路也近，可以经常看到她，看到自己参与修建的唐巴路上今天的车来车往。
继唐巴路之后，南充又修建了到成都，到广安等高速公路，进一步缩短了南充与省会和邻市的距离。交通发展的速度之快，让摄影记者感触颇深。
采访：谢奇 南充日报高级记者
“两三年的时间，可以说，没出门的南充人，如果有一个月两个月没出去，有的人还找不到路了，确实有这种情况。包括我们拿相机的摄影记者，今天在这儿拍了，过一段时间再到这儿来，好像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路就很难转出来了。”
这是南充正在整修的最后一条泥结碎石路，当地人告诉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会见到在南充地区已为数不多的一种运输队伍--马帮。于是我们驱车前往。由于道路整修中，又赶上连日下雨，寻找马帮的道路异常艰险。没有受到堵塞之苦的人，不能感受畅通的欢愉。或许只有此刻，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山里人对宽敞公路的那种渴望。半路上一个在修车的当地人提醒我们说前面的路更加陡险，我们的车无法通过。于是我们只能原路返回。
然而，在回程的路上，我们却在公路边意外的遇到了马帮。但是无论就其规模和活动范围来讲，他们已不能被称其为"帮"了。随着乡村公路的建成，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走出去打工.赶马的人少了，马帮活动的范围和生存空间也越来越小了。
从刘安治的神情里，我们读到了他对马帮前途命运的担忧。的确，在公路快速发展的今天，马帮必将被现代的运输工具所取代，退出历史的舞台.也许这就是南充马帮最后的剪影了。在南充的一些发达地区不但实现了村村通公路，还户户通公路。
眼前的这个村庄，公路蜿蜒,楼房林立，果树飘香，很难想象三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采访：赵生泉 南部县伏虎镇党委书记
“三年前,这个村全村全部是泥巴路,全村700多人就有22个光棍,现在修了水泥路通到家门口之后,这些农民都外出打工了.打工了之后这些光棍现在多数已成家立业,而且把房子也修了.公路通了以后,带来农民的生活方式,劳动习惯,思想观念都带来了一定的变化.比如老百姓原来都在山坡修房子,他们都是讲背山向水,他们有一个风俗习惯.但是现在老百姓的房子,在公路通了之后,他们都沿公路两侧修,拿他们的话说公路就是风水.”
赵生泉所说的风水如今已确实来到了村民的家门口。修到家的公路打开了封闭的山门，各种致富信息和现代生活观念也接踵而至，背二哥的后代们演绎着与父辈们不一样的生活。
在另一个村，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这里的土地里不用来种粮食，却是大面积种草。
村民告诉我们，以前种粮食每亩地年收入只有400元左右，近两年开始种草养牛，每亩地草年收入800多元。按照每公斤草5分钱计算，一亩地年产草量就有几千公斤。如此大的用草量，是什么引起了这里的养牛热潮?
来到西充我们看到，这里几乎家家养奶牛，少则三四头，多则几十头。每天早晨七点钟，养牛户都把挤好的牛奶送到李子园牛奶公司的采奶点验收。
村民们说是李子园牛奶公司在西充落户掀起了这里的养牛热,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李子园却认为是这里良好的环境和交通状况吸引着他们。
乡村公路的建成引来了一批批像李子园一样的投资商，带动了山区一系列产业链的发展，山里的资运出了大山，更把财富引进了山区。
与山里人不同，生活在嘉陵江边的人们，有着另外一种交通方式。这是蓬安县的周口渡口，曾经辉煌老街如今已经在渡口边沉寂下来，而在这些古老的建筑上却刻写着码头当年的繁华和兴盛。
山里有山路的险峻，水上也有水路的艰辛。伴随着巴山背二哥苦难命运的还有嘉陵江上的纤夫。当年的拉纤的纤道大部分已经被沿江公园所取代，但是曾经在这里洒下青春和汗水的老船工对当年发生在这里的一切还记忆犹新。
钟云贵也是当年随父母支援南充水路运输来到南充的，也是嘉陵江上最后一代纤夫，虽然只当过一年的纤夫，但是对拉纤的苦难却深有感触。他还带着我们去看当年拉纤的纤道.
随着机械化船只的出现，纤夫这个职业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木船社解散后，钟云贵又依托嘉陵江资源在嘉陵江上经营着一个水上餐厅和一个采石场。随着嘉陵江的渠化和梯级航电枢纽工程的建设，一个以嘉陵江为轴线的旅游黄金水道呼之欲出。对此钟云贵也有自己的打算。
南充的母亲河嘉陵江以其丰富的能源和资源优势，将再一次为南充人带来一条水上致富路。今天，路通百事通，随着一个内联乡县，外接邻市，四通八达的现代公路水路交通网络的形成，各种物流、商流、信息流，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和全新观念融入了南充人的生活之中。而南充近三十年来交通发展的每一个瞬间也融入了谢奇的镜头里。
谢奇说,"我一直在记录南充的交通生活，记录昨天和今天。但是我无法把昨天完全记录下来，更无法把今天完整地记录下来，因为南充的交通发展太快了，我的镜头跟不上这个多变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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